姚文元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总理逝世；4月，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“四五运动”；4月1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信封上写着“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收”，背面写着“请戈培尔编辑收”。拆开后，信封里装着的是1976年4月8日出版的《人民日报》，这份报纸上登有《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》一文。寄信人在报纸的刊头“人民”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，然后加上两个字“造谣”。寄信人在报纸空白处还写下这样的内容：“令人震惊！党报堕落了！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！……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，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，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？你们演的这场‘国会纵火案’实在不高明，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？从今改为：法西斯党机关报。打倒野心家、阴谋家张、江、姚！！！”拆信人员见到如此内容，连忙把信送给总负责人鲁瑛。鲁瑛看后，脸色大变，告诉拆信人，要严密封锁消息，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。接着，鲁瑛把匿名信连信封带内容全部送给了分管的中央领导。这位中央领导就是姚文元。姚文元，原籍浙江省诸暨市直埠镇，193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市,。学生时代就在作文方面就表现出不俗的能力，曾被国文老师笑评为：为了追求文章效果，写一篇作文，就要写死一个人……姚文元在姚文元一生从事“笔杆子”工作的过程中，对其影响最大的有关键三步：第一，写《分清是非，划清界限》，批胡风、引起张春桥注意；第二，写《录以备考》，批《文汇报》、得到毛主席欣赏；第三，批《海瑞罢官》，称为政界新星。在前文所述的事情发生时，姚文元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。姚文看到匿名信后，向鲁瑛交待：这件事，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，谁也不准说出去。然后，他就把信锁在自己家里的抽屉里，没再给任何人看。当年，除了这封匿名信外，姚文元还收到过一封奇怪的信。那是7月下旬，新华社的负责人谢力夫转给他的，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名记者写的。信的主要内容是：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，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，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；说毛主席病得很重，政治局存在新派和老派之争，毛主席活着、老派不开口，毛主席一死、他们是要大干的。信中还说：老派已经秘密串连，做了准备，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，实行全国军管，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。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，都要流血。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。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位河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说：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，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。写信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，把信转给毛主席。姚文元把这封信看了数遍，考虑毛主席已经病重，信不好转了，转了要加重毛主席的病情。就这样，这两封信，姚文元不仅没有拿给主席看，而且也没拿给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看，没有拿给后来和他一起被称为“四人帮”的其他三人，即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看。姚文元在审判席上姚文元和妻子的合葬那么，姚文元不把信拿给华国锋看也许可以理解，但不给“四人帮”的成员看、该如何解读呢？曾有报道说姚文元是这么交代的：当时，鉴于“四人帮”有垮台的可能，如果把信只交给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，就把自己完全和他们三人捆在了一起；不如隐而不言、静观事变。若他们真的垮台了，他就信交给华国锋，就可以表明自己拥护华国锋，和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并不是一回事，不会跌得太重……姚文元是“四人帮”当中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人，1996年10月、他被刑满释放后，隐居上海和浙江湖州，2005年12月23日因糖尿病病亡后，与妻子金英（1996年8月19日）合葬于上海郊区的一座公墓。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，上面只有金英的名字，正面刻四个金色字“真理真情”；背面是一首《蝶恋花》，“遥送忠魂回大地，真理真情，把我心涛寄，碑影悠悠日月里，此生永系长相忆，碧草沉沉水寂寂，漫漫辛酸，谁解其中意，不改初衷常历历，年年化作同心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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